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上海知识青年（知青）被派往陕北等农村地区插队落户。这一政策背景下，“条件”并非指个人选择的标准，而是指当时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知青安置所规定的客观安排与生活保障。

首先，政治背景是前提。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上海城市户籍的初、高中毕业生被有组织地分配到陕北农村，主要是延安、榆林等地的生产大队。这些青年需具备基本的政治审查合格，家庭成分符合要求，无重大历史问题。

其次，安置方式以集体插队为主。多数上海知青被编入生产队，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政府提供初期安置费，用于建窑洞或租用民房，但生活条件普遍艰苦：缺水、少粮、燃料不足，冬季寒冷，交通闭塞。

生活保障方面，知青每月由国家发放一定口粮指标和少量生活补贴（初期约18-20元/月），口粮多为粗粮（如玉米、小米），细粮（大米、白面）极少。医疗依靠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条件有限。劳动强度大，主要从事农田耕作、修梯田、放牧等体力劳动。

教育与文化方面，部分知青担任民办教师或赤脚医生，发挥所长。上海知青因文化基础较好，常被委任记工员、会计等职务，有一定社会角色。

回城政策是关键转折。1970年代后期，随着政策调整，知青通过招工、参军、上学（工农兵学员）、病退、困退等途径陆续返城。1978年后大规模返城潮兴起，至1980年代初，绝大多数上海知青已返回原籍。

总体而言，上海知青在陕北插队的“条件”体现为国家统一调配下的艰苦生活与集体劳动，虽物质匮乏，但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与人生轨迹，也成为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重要社会记忆。